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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析:鹤顶红,盔犀鸟,鸟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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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7-2-16 14:03:42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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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鹤顶=鹤顶红=海鹤=盔犀鸟头胄
  不是丹顶鹤脑袋壳子,也不是毒药。
  我国史考: 初见于元, 盛于明, 后示微可製成鼻煙壼、皮帶扣,雕刻小動物或山水人物藝術品等。
  宝石学性质:
  颜色:盔部主要为白泛浅黄、金黄到浅褐黄色
  顶部到边缘连接部分薄薄地覆有一层有色调变化的洋红、中国红、鲜红、橙红到褐红色。
  诊断性鉴定依据:浅色部分具特色的“泡点状”结构。
  硬度:2.5~3(角蛋白)
  光性: 薄片处半透明到不透明
  整体不透明
  光泽:珍珠-树脂-油脂光泽
  断口:不平坦断口,锯齿状、裂片状
  荧光:紫外光下蓝白到垩白色
  热针测试(破坏性):蛋白质烧焦味
  原产东亚热带雨林的盔犀鸟,因头胄质地坚实美观,而为人猎捕制成工艺品,并曾以进贡及贸易等方式传入中国,名之为鹤顶。鹤顶在元代已入中国,但广为国人所知则是郑和下西洋之后。因出产国多以为贡物,故典制不仅在贡国下列出,且还规定了正式的回赐价格。朝贵多用于制杯、腰带等以资赏玩。明中叶后国势日衰,远贡不至,其物逐渐稀有,因而腾贵;至清初实施海禁政策,与产地贸易断绝,在中国遂至绝响。惟因只见制成品而未睹活物,故明人记述中多有臆断讹误者。端此论证。
  鸟头就是鹤顶红,不是传说中的那种毒药,其实是盔犀鸟的头盖骨,这玩意国内没有,都是从外面过来,清朝时候等于一公斤象牙价钱,现在也差不多,其实,就是雕刻材料。
  但是谈到细腻程度和润泽,大概除了玉石之外能比的了鸟头的根本没有了,骨头有骨纹,象牙有牙纹,木头有木纹,唯独鸟头什么纹也没有,半透明,经过雕琢后抛光出来,通俗一点来讲,感觉像果冻。
  有一句话叫做一红二黑三黄,红就是这个,黑是犀角,黄是象牙。由此可见这东西的珍贵
  原产东亚热带雨林的盔犀鸟,因头胄质地坚实美观,而为人猎捕制成工艺品,并曾以进贡及贸易等方式传入中国,名之为鹤顶。鹤顶在元代已入中国,但广为国人所知则是郑和下西洋之后。因出产国多以为贡物,故典制不仅在贡国下列出,且还规定了正式的回赐价格。朝贵多用于制杯、腰带等以资赏玩。明中叶后国势日衰,远贡不至,其物逐渐稀有,因而腾贵;至清初实施海禁政策,与产地贸易断绝,在中国遂至绝响。惟因只见制成品而未睹活物,故明人记述中多有臆断讹误者。端此论证。
  关键词:鹤顶,盔犀鸟
  古董中有鹤顶红一款,其物宽仅寸余,外红内黄,质地似象牙而更细致,多作为各种小雕饰,允为古玩中的奇珍。这当然不是传说中牵机断肠的毒药,也不可能是丹顶鹤(Japanese crane,Grus japanensis)的头顶部分,但究竟是什么东西呢?
  盔犀鸟
  此物今日不经见,但数百年前的中国人并不陌生,史料中恒称为「鹤顶」,实为一种目前已濒临绝种鸟类[1]的头胄部分。
  这种鸟今多称为盔犀鸟(Helmeted hornbill),属佛法僧目(Coraciiformes),犀鸟科(Becerotidae)。原分类为盔犀鸟属(Rhinoplax),近期学者多主张并归角犀鸟属(Buceros),故学名有Rhinoplax vigil与Buceros vigil二说。
  主要体毛呈深棕色,翅尖及尾羽为白色,并有黑色宽条纹。公鸟头颈肌肤裸露,呈红色。头胄中后部外表鲜红,前部与喙为黄色。母鸟颈为淡蓝色,头胄小,颜色亦较淡。体型是所有犀鸟科鸟类中最大的,公鸟自喙尖至尾端约125公分,并有长达五十公分的两根中央细长尾羽;母鸟体型略小而无长尾羽。产于马来半岛、婆罗州和苏门答腊等地一千五百公尺以下低海拔森林中,其头胄有犀鸟象牙之称。[2]犀鸟科鸟类部分有头胄者,其中多为空心,独此为实心,故能用于雕刻。所谓鹤顶,就是其公鸟的头胄。
  通常成对或小群生活,繁殖特性如同多数犀鸟科鸟类一样,筑巢于树洞,雌鸟产卵其中,雄鸟以泥封洞口,仅留一小孔自外喂食,雏鸟孵化至羽毛接近长全时,母鸟才破洞飞出。食性为杂食,食谱包括果实、昆虫、蜥蜴,以及小蛇等。
  产地及贡国
  国人之知有此鸟似不早于元代。所见史料中,最早出现「鹤顶」一词,是元末汪大渊的《岛夷志略》。所记出产国有丹马令、吉兰丹、苏洛鬲、龙牙犀角、须文答剌等。[3]但不言其以此为贡物。
  而最早以为贡物入中国者,可能在至元间。据《元史》世祖本纪:「(二十八年冬十月)癸未,罗斛国王遣使上表,以金书字,仍贡黄金、象齿、丹顶鹤、五色鹦鹉、翠毛、犀角、笃缛、龙脑等物。」[4]《岛夷志略》有罗斛国,不言其地望,但谓:「其田平衍而多稼,暹人仰之。气候常暖如春。」且其所贡多为东南亚土产,故应位于南洋,多数学者认为在今泰国湄南河下游。[5]罗斛所贡之「丹顶鹤」疑即鹤顶,因为丹顶鹤产于亚洲东北,足迹罕至南亚,即使偶有迷鸟也非常有,不可能作为贡品。细玩文意,以「丹顶」冠于「鹤」前者,或是以活物进贡,可能此物前所未见,尚无专名,故漫称为「丹顶鹤」。及至《岛夷志略》撰述之顺帝至正九年以前,「鹤顶」一词则已为其定名无疑。
  而大量接触则在郑和下西洋之后,郑和随员巩珍的《西洋番国志》、马欢的《瀛涯胜览》,以及费信的《星槎胜览》等书,都或繁或简的提到这种奇特的鸟类。正因其头胄的特殊,故出产国常作为贡品以入中国。
  据《明史》,曾贡鹤顶的诸国,仅浡泥、满剌加、榜葛剌三国而已。又言文郎马神产鹤顶,但不言其曾贡。[6]《明史》择要而记,不可能巨细无遗。征之《明会典》,则曾以此为 盔犀鸟的型态
  贡物诸国,包括爪哇、浡泥、满剌加、榜葛拉等。[7]这一记述其实也不够周全。
  再对照三种郑和随员的著作,皆仅记旧港出产此鸟,不及他国。[8]
  正德间,黄省曾《西洋朝贡典录》,记贡国有爪哇、三佛齐、满剌加、浡泥、榜葛剌等。[9]
  万历初,严从简《殊域周咨录》,记满剌加、爪哇、三佛齐、浡泥、苏门答剌、榜葛剌等国出产。[10]
  万历中,慎懋赏《四夷广记》,记贡国有爪哇、满剌加、三佛齐。[11]
  万历末,张燮《东西洋考》,记产国有暹逻、大泥、亚齐、彭亨、文郎马神。[12]
  与《东西洋考》著作时代略同的罗日褧《咸宾录》,所列异邦数最多,但仅记三佛齐国产鹤顶,自注:「海鹤顶也,为带最佳。」[13]
  由于古今译名差异及政治疆域变化,史料所见地名颇与今日不同,为节篇幅不详考。要之,鹤顶的出产地,和今天的盔犀鸟分布大致吻合,且综观许多对其性状的描述,可确定是同一物种无疑。
  又,《殊域周咨录》记满剌加除产鹤顶外,又有「金母鹤顶」一款。[14]《明史》因之。这不太可能是另一物种,应是同一种鸟的变种,可能其头胄红色部分消失而呈全黄,故称「金母」。
  另外,嘉靖间陈侃作《使琉球录》,所列的「夷语」中有鹤顶一词,其音为「它立尼谷只」[15]琉球不产此鸟,而有此语,足见当时的琉球也习见鹤顶制品,不只中国而已。
  盔犀鸟的头骨
  明人的描述
  中国境内从不出产盔犀鸟,因而除了确曾出过洋(例如随同郑和出使)者外,实际见过活物的人应该有限,各种记载虽多论及其外型、生态,但大多仅凭耳食,许多记述颇有问题,甚至与其它犀鸟科鸟类混为一谈。
  最早具体描述这种鸟的,可能是郑和的随员马欢。据《瀛涯胜览》:「鹤顶鸟大于鸭,毛黑胫长,脑骨厚寸余,内黄外红,俱鲜丽可爱。」[16]相较于对其他珍禽异兽的描述,作者着墨不算特多。而《星槎胜览》及《西洋番国志》则都仅在旧港国的出产下,列有鹤顶一项,提都没提究竟是何物。可能三宝太监的随员们初至异邦大开眼界,各种珍异目不暇给,故不特别留意于此。盔犀鸟体毛以深棕色为主,马欢所说的「毛黑」不算太离谱,但就其身体比例而言,「胫长」之说不确。或许马欢未见活物,仅凭土人叙述;也可能虽见活物却未仔细观察,又受了「鹤」字的影响,直截认为脚应该很长才对。
  《西洋朝贡典录》则说:「有鸟焉,其状如凫,黑翼,鹤颈鹭喙,脑骨厚寸余,外红内黄,其名曰鹤顶。可以为靶挤机。」[17]所谓「其状如凫」和马欢形容的「大于鸭」,皆以鸭为辟,盔犀鸟与雁鸭科鸟类形状差异甚大,大概作者也是没见过活物,辗转抄袭所致。「靶挤机」到底是什么东西,不敢妄臆,在此就教于高明。
  《四夷广记》说:「鹤顶鸟大如鸭,黑毛、长头、尖嘴,顶有歃红冠。脑骨厚寸余。外红色,内黄如蜡,堪作腰带。」[18]除了「大如鸭」之外,这可能是错误最少的记述。而《殊域周咨录》则说:「鹤顶大于鸭,脑骨厚寸余,外黄内赤,鲜丽可爱。」[19]把红黄颠倒了,作者可能连其头胄制品也没见过,抄书又不仔细,故有此误。
  《海语》:「海鹤大者修项五尺许,翅足称是,吞常鸟如啖鱼鳝。成化间有至漳州者,漳人射杀之,复有以顶货者。类淘河而锐咮,雄大雌乃略小。」[20]盔犀鸟生活于亚洲热带雨林中,不应称「海鹤」,可能知其产于南洋,故臆断其为海鸟。明尺一尺相当于营造尺一尺一寸一分,「五尺许」约为170公分左右,若连公鸟的中央长尾羽并计,尺寸还算满准确的。但这并非候鸟,即使迷途也不至于远从婆罗州等地飞至福建,所谓「有至漳州者」应该是误传。「淘河」又名塘鹅,也就是鹈鹕,其种类不少,都是体型相当大的水禽,与盔犀鸟几无类似之处。可能主观上认定其为大水鸟,故联想到鹈鹕,进而以为辟。
  《东西洋考》说:「杨用修载刘安期曰:『鹲 水鸟,黄喙,长尺余。南人以为酒器,』即今之鹤顶也。」[21]盔犀鸟头胄实心且仅寸余,不可能用为酒器。这可能是与马来犀鸟(Rhinoceros hornbill,Buceros rhinoceros)误混为一。鹲 这种鸟,据《本草纲目》引《交州志》:「鹲 即越王鸟,水鸟也。出九真、交趾,大如孔雀,喙长尺余,黄白黑色,光莹如漆。南人以为饮器。」[22]实为某一种犀鸟科鸟类。鹤顶虽然头胄特殊,但也是一种犀鸟,其亲缘颇近,混为一谈情有可原。
  《东西洋考》又引《华夷考》:「海鹤大者,修顶五尺许,翅足称是,吞常鸟如啖鱼鳝。昼啄于海,暮宿岩谷间。岛夷以小镖,伏于鹤常宿所刺之,平旦有获五六头者。剥其顶,售于舶估,比至闽广,价等金玉。」还说:「南番大海中有鱼,顶中魫红而血,名鹤鱼。以为带,号鹤顶红。有人于达官处,见其鹤顶红带,云是鹤顶翦碎夹打而成。」[23]张燮应是未见其物,不敢妄断,故罗列异说以待征。至于「鹤鱼」云云,应是传闻之误。
  又,「售于舶估」一语,也显示到了万历年间,鹤顶入中国的渠道应是以商贸为主,贡物不再是大宗了。
  价格及用途
  鹤顶作为贡物以入中国,明载《会典》自无可疑,但各出产国自宣德以后贡者日稀。其最后入贡时,据《明史》爪哇、浡泥在嘉靖九年、[24]满剌加在正德三年、[25]苏门答剌在成化二十二年。[26]且其进贡都不是经常性的。
  明廷对四方贡物例有回赐,其实是变相的交易。鹤顶虽然不是经常有的贡品,但制度上亦须订定价格以为依凭,弘治间以钞价计,定其值是「一个一贯」。[27]按,大明宝钞是明代法定货币,惟因发行浮滥导致钞价贬值,实际上早已失商贸功能,一般交易多用银、钱,此非关本题不具论。因其为法币,载之皇皇典制者必以此为基准,从这一规定可略推鹤顶的价格。就同一资料看,金每两值钞五十贯、银每两十五贯、象牙每斤五百文,[28]那么,就「公告价」而言,每两金与五十个鹤顶等值、每两银值十五个鹤顶、一个鹤顶可换两斤象牙。
  然而这官样文章应该只是弘治年间的状况,不足以反映长期的「物价波动」。嘉靖间其价已自不菲,据《海语》:「岛夷乃剥其顶售于舶估,比至闽广,价等金玉。予尝见广中善宦,有以鹤顶制饮器数百事。杂饰金宝,饷诸贵珰朝右,以希显柄。」[29]此谓其「价等金玉」,显然与五十个值一两金的相距颇大。可能弘治间所定回赐价虽不甚高,但数十年后其物日稀,所以腾贵。这反映明廷国势日衰,远国贡多不至,过去外邦经常贡品乃益显珍贵。
  《海语》所谓「杂饰金宝,饷诸贵珰朝右」也有左证。嘉靖间抄严嵩家清册《天水冰山录》中有「厢金银器皿」一款,其中赫然有「金厢鹤顶杯一个」。[30]该款开列各种镶箝珠玉、象牙、犀角、玳瑁等贵金属器皿,一共五百六十三件,鹤顶杯仅居其一,其珍贵可想而知。其物长宽仅寸余,不足单独为杯,应是集合多个镶在金杯上。按,严嵩遭抄家后,所藏珍宝多没入大内,许多法帖名画至今仍可从故宫收藏中按考,但查海峡两岸故宫网站,都未见有此一「金厢鹤顶杯」存在。推断或系兵燹散失、或为典守者所盗,也可能是登录者不识其物而冠以他名,详情不得而知。
  鹤顶最普遍之用是制带。前引《四夷广记》称「堪作腰带」、《咸宾录》称「为带最佳」皆显示品官以鹤顶制带的普遍。
  依明制,品官服制有朝服、祭服、公服、常服四种,用带不同。
  朝服、祭服用革带,定制一品用玉、二品用犀、三品四品用金。[31]
  公服用腰带,一品用玉或花或素、二品用犀、三品四品用金荔枝,[32]
  常服用束带,一品玉带、二品花犀带、三品金钑花带、四品素金带。[33]
  (五品以下略)
  这些正式的规定不能打折扣,特别是朝会时若不依制服用,难保不遭纠仪御史弹劾。但由于嘉靖帝多年不上朝,实际上既无朝会,廷臣随意穿戴遂无纠之者。服用朝、祭服的场合并非经常,且仪典庄重,不可能随意为之,能乱出花样的,应该是公服的腰带及常服的束带。王士贞说:「世庙晚年不视朝,以故群臣服饰不甚依分。若三品所系,则多金镶雕花银母、象牙、明角、沉檀带;四品则皆用金镶玳瑁、鹤顶、银母、明角、伽楠、沉速带。」[34]就此三、四品官所用带的质料比较看,似乎当时鹤顶的价值尚在象牙、沉檀之下,而与玳瑁、伽楠、沉速等相牟。
  这是嘉靖年间的事,往后鹤顶来源日稀,四品官大概无法再如此奢侈了。前引《东西洋考》称「有人于达官处,见其鹤顶红带,云是鹤顶翦碎夹打而成。」四品官绝称不上是「达官」,这显示到了万历末年,用鹤顶制带已经非常稀有了。
  鹤顶的式微
  鹤顶在中国史料中初见于元,大盛于明。但到了天启、崇祯以后却罕见记载,渐趋没没无闻,其故安在?
  近人周镇说:「鹤顶头胄部之雕刻品,虽亦曾见当地土人之作,但被引进至中国大陆,大量制成鼻烟壶等艺术品后,却使此鸟走上濒临灭种命运。」[35]似乎认为鹤顶罕见的主因是过度猎捕而致稀有,以致绝迹于中土。此说虽言之成理,但尚需斟酌。
  最起码在明末以前,猎捕过度说是值得讨论的。众所周知,人类近数十年对雨林的开发,是导致当地许多物种减少、消失的主因。假如盔犀鸟在四、五百年前就已濒临灭绝,再经近世的栖地破坏,恐怕今日早无遗种了。
  如前所述,至万历间远贡不至,鹤顶之入中国多赖闽广商舶,而实际上已极罕有。就政治情势发展而言,到顺治、康熙间,清廷为防范郑成功的海上势力而实施多年海禁,沿海对外贸易几近停顿,因而此物不再入中土是可以想见的。久而久之,国人多不知有此一珍玩,不再求索于域外。若然,则工艺品中虽少一珍奇,但此一珍稀物种却因而能苟延残喘至今,这未尝不是一件幸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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